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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小事看巨變
透過小事看巨變
作者: 來源: 發布時間:2015年08月31日 點擊數:

? ? ? ? 為什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共和國的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?因為它是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一個分水嶺,這之前人們還處在貧窮饑餓的困境中,這之后人們迅速得到了溫飽,再從溫飽走向了小康之路。作為親歷這段歷史軌跡的我們有必要通過生活、工作中的一些平常事來反映歷史的巨大變化,達到以史為鑒,教育來者的目的。
  千萬不能忘記
  吃、穿、住、行是人類生存的基本要素,而吃排在首位,是因為民以食為天,吃的問題直接關系到人的生死存亡。人們在回憶過去,談論現在,展望未來時,首先關注的是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條件——吃飯問題。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,的確發生過兩次饑荒,第一次是大饑荒,發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,第二次是小饑荒,發生在文化大革命末期。
  第一次大饑荒,我還小,沒有什么記憶,但隨后的童年到少年,老一輩親人總是給我們講起這次大饑荒的慘況。六十年代后期,鄰水搞武斗,槍聲時起,子彈橫飛。為躲武斗,我和姐姐、哥哥到觀音鄉農村的舅舅家住了一段時間。一天,舅舅從墻壁上取下相夾,對著一張老外公的全家福把照片中的人物與稱呼給我們對號,指著一個亮麗的女人,很是宛惜地說:“這是隔房的二舅母,又漂亮又能干,可惜這樣一個能干人也在災荒年硬生生被餓死了,死時還在呻吟:給我一口米湯喝呀!”那時人人自危,凡能吃的草根樹皮已吃盡,我父親在外公家吃白善泥炕的“粑”還連聲說好吃,回家后拉不出屎,難受得喊娘喊老子的叫喚……
  我參加工作后,由于老年人給我們講述這段?人聽聞的往事原故,特別關注有關文獻是怎樣記載這次饑荒的:紅旗出版社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》寫道:三年大饑荒中“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約4000萬人左右,是上世紀全球范圍最大饑荒”。《鄰水縣志?人口篇》如實記述了我縣這一情況:1959年—1961年,鄰水縣人口為“低出生,高死亡,負增長”,全縣人口從1959年的541696人減少到490590人,3年減少51106人,如果加上人口應有的自然增長率,死亡人口占當時總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,這一組數據是何等的觸目驚心,令人銘記。
  第二次饑荒發生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,即七十年代中期,主要是農村人口遭受這次饑荒,我的兩家親戚在農村,作為城鎮居民的我,當時有所體驗,有很多感受。那時,母親總是為農村的舅舅家、姨娘家度饑荒憂心,一是要從我們8口人一年的口糧中千方百計節約100多斤來接濟這兩家人,二是讓我們大一些的孩子在寒暑假帶著口糧到舅舅家過,以此來調劑舅舅家的一些生活。那時,農民為填肚子可說是千方百計。姨娘在縣城邊的東北大隊,常給我們講,那幾年春節前后常到母親的集體食店義務洗碗,為的是撈取洗碗水中的殘食渡饑荒……當姨娘放棄尊嚴給我們講起這些往事的時候,總是令人心酸的。我的兩個農村親戚是當年農民度饑荒的真實寫照,那時,一般農村在春節就斷糧,靠向生產隊借儲備糧過年,春節后就吃一種叫姜茍的塊根充饑,緊接著就吃洋芋,然后吃新產的胡豆,胡豆吃完就盼四季豆快快結實,小麥快快收割,麥粑吃完就盼包谷、谷子,就這樣上頓不接下頓的在企盼中度日。
  這次饑荒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左傾路線造成的,不僅農業上不能發揮農民的積極性,工業生產也不景氣,農用物資缺乏,糧食單產低,而緊接著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,同樣一塊天,同樣一塊地,人口還多些,為什么能迅速讓人民吃飽,令人深思!慘痛的歷史教訓才換來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大好局面!不能不對“80后”“90后”講——讀讀這段歷史,牢記這段歷史,反思這段歷史,從而更理性,更清醒地承前啟后,繼往開來。
  “白條”見證溫飽
  九十年代初,我在柑子區公所工作,那時出現了用“白條”收購農民糧食的現象,就是國家糧食部門在按計劃收購了農民交售的糧食之后,沒有付給農民現款,而是給了一張欠條,俗稱“白條”,這在當時可說是農村糧食生產的一個風波。1991年秋,我受令到糧食部門調查“白條”形成的原因和抽查農戶糧食產量及糧食儲存情況。
  筆記本還記載著調查情況,造成“白條”購糧的原因:上級下達的國家專儲糧食價款沒有及時到位;購銷關系沒有理順,指令性收購計劃仍然在增大,向外調銷的計劃反而減少,增大了糧站庫存占壓的資金;收購糧食的計劃與所需資金的撥貸不配套;主要原因是計劃從我區調去糧食的地區,在全國糧食都多年豐收糧源豐富時,不從我區調去,或減少調去,調去后延期付款,明顯的使產糧地區吃虧。到一些村組抽查農戶糧食產量和儲存情況,表明:六個鄉的60戶農戶,人平生產糧600公斤左右,人平出售糧食100公斤左右;農民家中都修了小糧倉,儲存了數千斤谷子,可供一家人一到三年食用;農民基本上都吃大米,而把過去賴以生存的粗雜糧包谷、紅苕之類用作飼料,養殖業也發展起來。農民不僅吃得飽,而且吃得好,許多農戶還建了新房。
  “白條”的出現與糧食生產流通的歷史背景分不開。1953年開始,國家在糧食產量較低,總供給不足的情況下,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。那時柑子區糧食總產在1.5萬噸左右,國家掌控糧源,嚴禁私商經營,事關大局。改革開放后,由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,糧食產量逐年增加,1978年全區糧食總產2.7萬噸左右,農民向國家交售約0.5萬噸,到1991年,全區糧食總產4萬噸以上,農民向國家交售糧食0.8萬噸以上,并且每年超額完成任務。因此,改革開放后多年的糧食生產情況證明國家定購糧食任務已無必要,1993年國家取消了定購任務,對糧食價格放開,以最低的保護價收購農民糧食,從此“白條”現象進了歷史博物館,農民糧食生產與銷售進入一個全方位放開時期。
  調查“白條”現象工作雖然辛苦,心情卻是愉快的,因為它見證了城鄉居民特別是農民的溫飽問題得到了解決。隨后,城鎮人口口糧不再實行憑票供應,改平價供應為市場銷售,過去通行的糧票、購糧證從此變成了反映社會變化的古董。再從市場供需看,過去難得一見并且憑票購買的糖果糕點,門市上擺得琳瑯滿目,不用票證任君選購,可以說應有盡有。過去十分搶眼的在餐館內舔盤子的現象,不知不覺消失了,溫飽使社會底層的人開始有了人格尊嚴。1994年50年一遇的旱災,1997年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災,并沒有撼動糧食豐收的局面,更沒有重演歷史上的饑荒悲劇。
  從饑餓到溫飽也經歷了不少時日,但改革開放后,溫飽的到來對餓怕了的老年人而言,總有一種“忽如一夜春風來,千樹萬樹梨花開”的感覺,來得既快又好,這是何等的滄桑巨變啊!這是怎樣發生的呢?搞理論的同志歸納得好:一靠政策,二靠科學。這幾個字內涵之豐富,足夠史學家大書特書。從普通百姓的角度看,自改革開放以來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,農業生產就發生了深刻的變化,政策也調動了各行各業的生產積極性,使農用物資特別是化肥的需求得以滿足,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,一系列發展農業的政策隨之跟進,直到2007年取消農業稅,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創舉,給農民增收打開了廣闊的前景。說到科學,雜交水稻、雜交玉米的推廣是最好的見證,農林牧漁各業一套先進技術都日漸被新型農民所熟悉,為農業豐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
  農民工與小康
  農民外出務工現象,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。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,農民不愁吃了,但是缺錢用。為了盡快尋求致富之道,便有一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,突破了數十年被禁錮在農家小院的束縛,自發地向農業以外的產業轉移,起初人們要挑戰離開農業外出務工就是“搞資本主義”的“左”的思想影響,只有零零星星的外出,后來便發展成一種人口外流的態勢,在外地賺了錢的人回來,一個帶一個,小溪匯成了河流,向沿海經濟發達的地區涌流。
  為了摸清農民工外出務工動態,1992年初,我受令組織調查全區六個鄉農民外出務工情況:1991年底,當時柑子區人口10萬多一點,勞動力近4萬,外出務工約1萬人,占勞動力的四分之一,外出務工中,男的占三分之二,女的占三分之一,全家外出為3%左右,在縣內省內的約占10%,而90%以上到了全國20多個省市,其中廣東等東南沿海地區的最多,他們當中有技術的搞承包,當領工;無技術的經商或當一般工人。大體上每月收入在300元至1000元不等,一年凈收入少則數千,多則上萬。
  這么多人向外流動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,可說是眾說紛紜,有喜有憂。喜的是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找到了出路,農民空手出門,抱財而歸,可增大農業投入,可提高農村購買力,活躍了本地市場,打破了生產方式的封閉狀態,加快了內陸不發達縣的經濟發展。憂的是帶來了當時農村工作的幾難:田土轉包難,農技推廣難,農業稅提留款收取難,計劃生育難,治安管理難,思想政治工作難。農民外出務工潮給黨和政府的社會管理提出了新問題,不少報刊驚呼“川軍”盲流,四川省和廣東省勞動廳共同發出了通告,制止農民盲目流向廣東,還相應作了某些規定,四川又提出了“糧豬安天下”的要求,縣、區、鄉過去提出的大膽調整農村產業結構,便有些卻步了,這就是當時該調查的背景。
  大批農民背井離鄉外出務工,是非對錯也沒有一個權威的表態。這時的調查數據還在匯總上報階段,也不知調查情況會用于出臺什么措施。在這關鍵時刻,全國發生了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:鄧小平南巡講話,他的講話成了當時人們解放思想,大膽改革開放強大的精神支柱,農民外出務工而繃緊的神經一下子松馳下來,一些已出臺或可能出臺限制農民外出務工的措施流產了,變成正視現實,因勢利導,積極支持,加強管理,鼓勵農村剩余勞動力向二、三產業轉移,再也沒有思想顧慮了。
  又經過多年的發展,再回過頭來看農村勞動力向二、三產業轉移情況,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初的零星轉移,到鄧小平南巡講話時的四分之一左右,到現在的四分之三以上,人們驚奇地發現:很多農民工有了錢,先是在農村建新房,而后有很多在城里買了房,把年老的父母和年幼的子女接進城居住,過上了小康生活;不少從事工、商、建、運、服務業的老板,許多都是務工農民有了積累后發達起來的;有的自己搞房地產,成為一股城市建設的新生力量。可以說是農民進城務工加快了城市化的進程,引起了勞動用工制度、養老保險、醫療保險制度、戶籍制度、教育制度等一系列改革,城鄉二元化社會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,一個小康社會的基本格局已經呈現在我們面前。
  “眾里尋他千百度,驀然回首,卻在燈火闌珊處”。變了,——農村變了,城市變了,中國變了!君不見,高樓林立,車水馬龍,歌舞升平,千里眼(電視、電腦)、順風耳(手機)……已成百姓尋常事物。這和我們青少年時代的生活相比,就好象在“驀然回首”間悄然到了身邊!透過生活中這些小事,讓我領略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,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威力,使我們迅速掙脫了饑餓的羈絆,越過了溫飽,邁向了小康,堅信在習主席“四個全面”的指引下,經過歷盡艱辛的中國人民的不懈奮斗,全民小康社會一定會很快實現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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